到二战时，对“消极战斗人员”该词来自艾伯特·格拉斯，“战区的预防精神病学”，《美国三军医疗杂志》，4卷1期（1953），页684。的担心已经到了不正常的地步，一方面是因为无处不在的实况报道，再有就是据惊人的统计数据透露，许多“持重”的士兵（即那些无论有多大战争压力也不会精神崩溃的人）根本就不会杀人。个别新兵“突然良心发现，不愿参与任何战争行动”，拒绝进行刺刀训练或投弹飞行，这还算好解决的。马丁·宾厄姆，“论美国青年在军队中的适应”，《社会学与社会研究》，31卷1期（1946年9—10月），页35。有些士兵——这样的人还不少——倒是能完成训练，可到了战场愣是不发一弹，这就让人没辙了。很多人曾注意到这种不求上进的现象。“一般英国士兵的懒散程度让人吃惊”，1943年的一份报告点评说。“第152步兵旅：一年来转战阿拉曼、墨西拿经验总结”，1943年，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31/16。陆军中校罗伯特·G.科尔（他所统领的第502伞兵部队被认为是美国陆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）所部1944年6月10日在沿卡伦屯砌道行军时遭袭击。他令手下还击却无人听命，这让他大为震惊。“25个人，就没有一个主动开火的，”他哀叹道，虽然当时他们既不能挖掩体隐蔽也无法反守为攻，惟一的办法就是猛打一阵使敌人“抬不起头来”。他的士兵“训练时学过该原则。应该知道得很清楚，”他继续说，可在整个20世纪，小说、故事、杂志和传记不断撩拨人们的欲望，希望看到更多有关女战士的描写。女性似乎“渴望在战场上扮演某种积极角色”的观点也得到了普遍认同。维多利亚（澳大利亚）英联邦军队主要医疗官查尔斯·赖安上校的原话，收F．斯顿伯格，“战时女性的角色”，《淑女必读杂志》，1916年9月6日，页555，引自卡梅尔·舒特，“女英雄和英雄： 性神话在澳大利亚1914—1918”，收乔伊·达牟西、玛里琳·莱克（编），《性别和战争： 澳大利亚人在二十世纪的战争中》（剑桥，1995），页32。媒体渲染女性的爱枪癖。二战时，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澳大利亚妇女陆军服务队在1941年前的名称为澳大利亚陆军妇女服务队。年仅17岁的玛乔丽·斯蒂文斯就希望到海外服役：“我也想和敌人过招，”她恳求说，“给我杆步枪，哪怕只能干掉他们一个我就心满意足了！” （悉尼）国王十字区的琼·巴克利也说，“为什么总是让我们女人去烧饭？我要去海外，和男人并肩战斗。大家都看见了，俄国妇女都挺能打仗，澳大利亚的女人也一样能干！”均引自安·霍华德，《你会后悔的！》（悉尼，1990），页155。另见帕特丽夏·皮特曼，“列兵仇恨先生”，收梅维斯·尼科尔森（编），《妈，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？女性在二战中》（伦敦，1995），页172及维·罗宾逊，《中靶》（韦克菲尔德，1991），页44，页40及44。此外，弗洛拉·桑德斯等人的自传也表现了做战士的乐趣。佩吉·希尔二战时是英国皇家海军妇女服务队的一员，但她从没机会射杀敌人，但她却很想。她主动要求接受步枪训练：“我打得还挺准呢，”她回忆说，“这在我看来跟投飞镖没什么两样！而我根本就没想前面可能有人在那儿。”佩吉·希尔，“战时新娘”，收梅维斯·尼科尔森（编），《妈，你在战争中做了什么？女性在二战中》（伦敦，1995），页131。这些女性其实可以变得更好战，就像她们丈夫一样。乔伊斯·卡尔二战中在某高射炮阵地当兵，战后她承认：